2007年10月14日 星期日

閱讀魯迅

魯迅──ㄧ個傾畢生之力要打倒五千年鐵牢籠的革命家、一個手持文匕而心念孺子的孤憤鬥士,我們在他巨大而孑然的背影之後,仍能感受到那充滿批判與嘲諷的文字裡,卻是盛載著熾烈的國族情懷。也許,我們心中,藏有一個小小的吶喊;也許,生活中會不自覺阿Q了自己;也許,周遭依然有許多祥林嫂和孔乙己...所以,我們繼續讀魯迅!

請閱讀第四課講義附錄之魯迅文章,擇ㄧ撰寫心得報告,內容須包含以下各項:(1)文章的批判對象(主題);(2)文章的象徵手法(筆法);(3)精采佳句選錄;(4)個人心得感受。
※截稿日期:11月04日


【魯迅與世界文學】/李歐梵( 引自聯合報2006.12.26)

在那個「少年中國」的時代,也只有像魯迅這樣「未老先衰」的中年人才想到回憶、才感到寂寞,才由此開創出一系列以回憶為主題的小說來…

他們忘卻了紀念,紀念也忘卻了他們!
魯迅如是說,說得一點也不錯。
今年是魯迅逝世七十周年紀念,我們幾乎忘卻了紀念,紀念———特別在香港———也忘卻了我們。不錯,座談會和學術會議照開,但真正紀念魯迅的意義又何在?據聞在中國大陸,年輕一代的學生已經不看魯迅了,或者早已看厭了,而「張愛玲熱」卻方興未艾,當然也情有可原。在張愛玲的熱潮中紀念魯迅又有何意義?

魯迅今後應該屬於 每一個熱愛文學的人
早在十多年前(1991),在日本召開的一次紀念魯迅誕生一百一十周年的學術會議上,我公開說:魯迅今後應該屬於世界每一個熱愛文學———特別是現代文學———的人,而不應再有所謂「魯迅專家」,連「魯學」也早該解散了。我個人也從來不承認自己是「魯迅專家」,現在當然更要身體力行,把魯迅放在更個人也更廣泛的意義範疇中去思考:他的作品在廿世紀世界文學的領域中有何意義?(我從來不談「地位」,因為那又是「排行榜」式的課題。)

於是我突然想到:魯迅幾乎是和兩位歐洲現代文學的主將———喬伊思(James Joyce, 1882-1941)和卡夫卡(1883-1924)同年,當然應該是同輩。喬伊思的以故鄉為體裁的短篇小說集《都柏林人》(Dubliners)出版於1914年,《尤利西斯》(Ulysses)出版於1922年,正與魯迅的《吶喊》出版日期相差不多;而卡夫卡的《變形記》(The Metamorphosis)寫於1912年,出版於1915年;他的第一本小說集《鄉村醫生》———也就是半個多世紀後台灣的《現代文學》第一期「卡夫卡」專號中歐陽子翻譯的那一篇小說———出版於1916年,恰是中國五四運動「文學革命」的前夕。而在1917年卡夫卡又寫了一篇怪小說,名叫〈中國的長城〉,可惜《新青年》諸君沒有看到,而懂德文也關心東歐文學的魯迅,似乎也沒有接觸到卡夫卡,更遑論喬伊思。

魯迅當年的孤獨感
正因為沒有「影響的焦慮」,才可以有比較的空間。至少這三位作家,都受到不同形態的「現代性」(modernity)的「壓迫」,每人反應的方式也不同,但至少有一樣相通之處:他們當時都很寂寞,而且都自覺是孤獨的,當然將「孤獨感」表現出來的文學形式大不相同。

魯迅當年的孤獨感,早在〈吶喊自序〉———這篇早已讀爛的名文———的第一段就說得很清楚,現在不妨再抄一次,提醒部分尚未讀過的讀者:
我在年輕時候也曾經做過許多夢,後來大半忘卻了,但自己也並不以為可惜。所謂回憶者,雖說可以使人歡欣,也不免使人寂寞,使精神的絲縷還牽著已逝的寂寞的時光,又有什麼意味呢,而我偏苦於不能全忘卻,這不能全忘的一部分,到現在便成了《吶喊》的來由。
為什麼在那個新思潮澎湃、搖旗吶喊的時代要開宗明義地講寂寞和回憶?一般「魯學」家又要大談什麼「革命退潮」了,其實我認為回憶和忘卻是現代文學共通的主題。《都柏林人》何嘗不是一種回憶故鄉童年的作品?它所承襲的是另一部個人回憶的大幅巨著———《追憶似水年華》,為什麼普魯斯特在家道小康之時寫出那麼長的回憶小說?而中國唯一的一部巨幅回憶小說。卻是十八世紀的《紅樓夢》?剩下值得追憶的只有魯迅的那幾篇小說了。

「偏苦於不能全忘卻」的回憶
「回憶」之與「現代性」掛上勾,正因為是 「現代性」時間觀念的轉變,有了「現今」的迫切感 ,才會回憶過去。「這種回憶」是一種時間的弔詭或悖論,我在張愛玲的部分作品中也體會得到。但當年的「五四」新文人,除了少數(如郁達夫)之外,哪有時間回憶?似乎(甚至魯迅自己也覺得)回憶過去是上了年紀以後的事。然而喬伊思在卅歲時就開始回憶了,比魯迅還早,而卡夫卡寫《變形記》時還不到卅歲,早已把回憶「變形」為夢魘,連故事的主人翁也成了一條蟲,他童年時父親的印象彷彿更深沉了。魯迅寫《狂人日記》時是卅七歲,寫〈吶喊自序〉時四十一歲,自覺已是中年人,不可能寫出像喬伊斯另一部自傳體小說———《一個年輕藝術家的畫像》(1916年出版)。然而最弔詭的是:在那個「少年中國」的時代 ,也只有像魯迅這樣「未老先衰」的中年人才想到回憶、才感到寂寞,才由此開創出一系列以回憶為主題的小說來,也以此回應「現代性」。剛才引用的這段自白中最可琢磨的一句就是:「使精神的絲縷還牽著已逝的寂寞的時光」———精神的絲縷是什麼?靈魂的「斷片」?它又如何「牽」著時光?而「時光」又如何變得「寂寞」起來?

這其實是一種散文詩式的句子,涵有意象和哲理,更把「時光」變成文字,因為也只有文字才可以把寂寞的時光牽著走。然而這個時光是「已逝」的———既然已逝,如何「牽」法?這又成了文學形式和敘事方式,我不禁想到班雅明(Walter Benjamin)所說的「不自願的回憶」(involuntary memory)來,它不是個人有意識「記得」的回憶,而更像夢魘一樣,讓「回憶者」愈陷愈深;就魯迅而言,愈深也愈痛苦。但他又「偏苦於不能全忘卻」,這個「忘卻」當然和回憶有關,「不能全忘卻」正是「不自願的回憶」的一種表現。無獨有偶,班雅明在1930年代也寫過好幾篇回憶的散文,後來集成一本小書,名叫《一個柏林的童年》(A Berlin Childhood)。

也許我故意咬文嚼字。但為什麼這麼多「魯學」家在紀念魯迅的時候卻忘卻了他的回憶?難道「紀念」就是為了忘卻?魯迅紀念劉和珍,是出自「苦於不能全忘卻」的心情,但是現在我們紀念魯迅,除了重彈老調———譬如說他的思想如何深刻,如何無情剖析中國人性———之外,是否真的用這種方法就把他忘了?!如果確係如此,還不如不紀念,或讓紀念忘卻我們算了,因為這種紀念法,可能會令魯迅在天之靈更感到孤獨。

魯迅一生的作品中,有一半以上是翻譯外國的作品,然而這反而是多年來「魯學」的盲點。原因之一當然是他「硬譯」的文字問題,但我想也和後代人的「世界觀」有關係:我們反而沒有像魯迅那一代人一樣關心世界,拚命譯介外國文學。當世界在「現代性」推動之下,逐漸走向「全球化」的時候,中國人反而更閉關自守,或自鳴得意,甚至「天朝」或「中心」的心態依然猖狂,民族主義令得集體浮躁,全民失憶,當然也不像魯迅一樣那麼關心外國文學了。

或許他的魂靈早已在天堂 與卡夫卡、喬伊思相遇
魯迅關心的不只是俄國和東歐「被壓迫民族」的文學,他也熟悉波特萊爾和阿波里納爾(G. Apolliaire);他雖推崇高爾基,但更想譯介果戈里(N. Gogol);他不只研究寫實的版畫,也喜歡畢卡索和畢亞滋萊;不但譯了普列漢諾夫,也引用過(或經由廚川白村的著作)佛洛依德。我不敢說他走偏了路———「事後諸葛亮」,誰也說不準———但我確信他了不少功夫在擴展他的思想和藝術領域。我們知道他讀過杜斯妥也夫斯基,如果他接觸到卡夫卡的小說,說不定也會喜歡的,至少卡夫卡的寓言式短篇和魯迅的隨感錄及《野草》有幾分相似之處。我認為這兩位作家的心靈是相通的,因為二人境遇相似:都想以文字來建立自己的園地,也把難於忘卻的回憶中的千絲萬縷的意像斷片以文字牽引了出來,只不過二人牽得都不夠,就英年早逝了。

「魯迅與世界文學」是一個大題目,我選擇這個題目來作文章,(或者將來會寫一本小書),並非妄自尊大,而是覺得這是紀念他唯一可做的事。也許,他的魂靈在天堂早已和卡夫卡和喬伊思相遇,在酒樓上共飲一杯啤酒或黃酒,魯迅在日本學來德文,至少也可以和卡夫卡的布拉格德文交流吧。至於喬伊思,如果沒人聽懂他說的愛爾蘭腔的英文,他還可以找他的同胞葉慈(W.B. Yeats),當然還有在瑞士蘇黎世碰過頭的列寧,甚至還可以介紹他和魯迅相識。但最好把史大林擯斥在天堂之外,因為蕭斯塔科維契(D. Shostakovich,今年是他的百年誕辰)早已受夠了。

如果魯迅不死於1936年,他的境遇是否又會和老蕭相似?那當然另當別論,但似乎還沒有人想過。